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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料罗湾:郑氏海商帝国奠基之战!明末海军,依旧为世界第一!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02 10:44:36  

近代海军之衰弱,不能掩古代辉煌,在中国海军史的著作中,海军的概念经常是广义的,即包括了江河湖海的水面作战部队,其含义略当于“水军”,但是海上的行军作战,与江河湖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难度更大,大海上有不测的波涛,有无常之天气,同时受影响于信风与洋流,对船队之航行有更高之要求,故而笔者所选之人,必有海上行军作战之履历,即狭义之海军也。

  中国海军之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代内河水面战争已经屡见不鲜,最早的一次纪录是公元前549年楚国舟师进攻吴国,而海战见于史料者,第一次为公元前485年,吴国以舟师缘海北上,突袭齐国,齐国舟师迎战于海上,由是可知,中国之海军史,至少有二千五百年之历史。

  自秦以降,国力最强盛之汉、唐、明诸王朝,海军均有上乘之表现。汉武帝时代楼船将军杨仆跨海征朝鲜,开创了中国海军史上大规模跨海作战之先例,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之役,海军亦发挥重要之作用。唐初征高丽之役,海军频繁出击,战果辉煌,而最伟大的胜利则来自刘仁轨经略百济之白江口海战,一举重创日本海军,赢得了古代海战史上空前的胜利。中国古代海军巅峰时期则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当时之海军实力可谓是世界第一,后由于明帝国之海禁政策,海军走向衰弱,然而仍然十分强大,戚继光作为历史上最全能的名将,在海军建设上贡献颇多;抗日援朝战争中,中国之海军表现依然光茫四射,陈璘与邓子龙会同朝鲜海军名将李舜臣,于露梁海战大败日本海军,是亦为海战史上之光辉一役。晚明海商集团之崛起,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私人海上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海军的最后辉煌,欧州海上第一强国荷兰,先后在料罗湾海战以及台湾海战中被郑芝龙、郑成功所挫败。南明海军在抵抗清军的入侵上,亦有不俗之表现,除郑成功外,张名振亦为南明海军之重要人物。

  在其他朝代,海军亦尝扮演重要之角色,无论是开疆还是捍土上都有过优异之表现。笔者尝求古代海军名将之资料,只鳞片爪,似未尝有人整理,索性亲自操刀,自娱自乐,借此以一展我中华之昔日雄风,无使前人之勋业埋没于书卷尘埃,心态决定命运,信心成就未来,天命所归是大国也。崇祯五年六月三日(1632年7月19日),邹维琏入闽上任。他曾在万历年间出任延平推官,所以对本地民风、海防、夷情都有所了解。邹维琏甫一上任,就遇上了“剧贼刘香老眈眈窥伺,又当江西流寇猖獗”。刘香(又称刘香老)是继李魁奇、钟斌之后新崛起的海上力量,他纠结李魁奇的余党,势力渐大,据称伙党1万余人,拥有战舰200多艘,横行粤、闽、浙三省,成为东南一大忧患。而此时江西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急需福建派兵支援会剿。此前的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广东山寇陈万据九连山为寨,钟凌秀据铜鼓嶂为巢,聚集党徒数万,依重峦叠嶂的天险,互为掎角,成叛乱之状。明廷下令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合力会剿。八月,熊文灿以抚夷守备郑芝龙率同郑芝虎领兵2000支援;至崇祯五年正月,陈万、钟凌秀相继被擒,余众四散。

在这次进剿山贼的行动中,郑芝龙、郑芝虎兄弟“间关冒险,热血满腔,谋勇并标,始终着绩”,表现十分出色,所谓“率水犀之雄,不啻当关虎豹,扫负嵎之寇,几同破竹锋芒,勇往直前,无战不克,既饮至而书勋,宜勘叙为第一”,郑芝龙因此升为游击将军。为支援围剿越趋激烈的江西农民起义,新巡抚邹维琏再度调郑芝龙率1500人入江西支援。但在此年九月,刘香率贼众数千人、船170艘直犯闽安镇,焚劫、抢杀一空,省城为之震动。邹维琏不敢犹豫,立即将仍未出发的郑芝龙留下来,以其为主将剿灭海贼。

福建水师为剿刘香,“修战舰四十只,招募惯海精兵三千名,制作火药五万斤、军器万余件、大铳五百门”。明军正准备前往浙江追剿时,刘香在崇祯五年十月十日突然回师福建,包围小埕,攻打定海,声称欲与郑芝龙一决雌雄。十月十八日,邹维琏亲至连江督师。二十六日(12月7日),郑芝龙船队成功抢占上风,在小埕与刘香激战,“焚贼大舰四只,贼众焚溺者千计,生擒四十二人”,明军“折损一船,亦死二百余人”。

有传言称,刘香在这一战中被陈雕用火砖击中座船烧死。但实际上,福建水师攻进小埕时,刘香即扬帆直走浙江金盘。十一月,他开始攻击温州、台州、宁波等地。苏松巡按林栋隆报告:“闽寇刘香老百艘万众乘风突犯宁波,沿海一带残毁甚惨;且直入内地攻犯昌国、石浦二城,总哨被戕,战舰荡为灰炉,海滨无复居民。”浙江巡抚罗汝元也报告:“近日刘香老突犯台之健跳,复攻温之黄华、盘石,直逼府城。”由此可见,刘香的实力并未溃散。

对于福建沿海的战事,《巴达维亚城日记》在1632年5月记录道:“在中国沿岸新发现海贼,自称刘香老……曾袭击厦门郊外,杀人焚舍,抢劫妇女,并将该港之最佳戎克船收用。”11月又记录道:“海盗刘香老向北方退去。”《东印度事务报告》也称:“中国大官一官于1632年12月4日在漳州湾中与海盗刘香遭遇,从早上鏖战到晚上。据中国人传言,在激战中一官一边死亡1000人,刘香一边有2000人丧生,最终一官保住了地盘……”虽然时间略有出入,但仍表明在大员的荷兰人对此十分关注。原本大员就生意惨淡,如今刘香横行海上,贸易更加凋零。

1630—1633年期间,郑芝龙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背叛者李魁奇与钟斌、山贼钟凌秀、海寇刘香的战争上,对于跟荷兰长官普特曼斯签订的贸易合约可说是无法履行。所以,这时期的中荷贸易,大都是在漳州与泉州沿岸的海面上通过接驳船来进行。但这引起了进士出身、东林党人邹维琏的强烈反感。他写道:“窃惟红夷一小丑,狡焉挟市,封豕长蛇,荐食闽疆”,“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他还认为,因为郑芝龙剿灭李魁奇、钟斌的时候荷兰人出过力,所以双方“情缘难割”,以致荷兰人经常上岸活动,这显然是得到郑芝龙的包庇及前巡抚熊文灿纵容的结果。邹维琏对这种勾结行为不能容忍,他写道:“臣观自古华夷混处,酿祸非小,何敢容允以养痈?”于是他上疏弹劾郑芝龙纵夷之罪,并严令郑芝龙与荷兰人中断往来。

郑芝龙曾对荷兰人形容邹维琏:“眼光尖锐,一丝不苟,所有的事情我行我素,毫不退让。”为了避免给自己惹上麻烦,他在1632年9月6日向荷兰人提出警告:“为避免大官的猜疑,造成灾难,请(荷兰人)不要再派戎克船去石井,也不要搭快艇来金门沿岸停泊,要在大担或浯屿交易,不过最好回去大员,在那里等候商人运货去交易,这样对公司比较好。”

这种表态无疑令荷兰人十分不满,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11月9日,荷兰“船只泊至漳州湾后,由于中国政府严厉的贸易禁令和中国大官的严密监视,没有任何收获”,只得“前往大员,希望中国商人运到大员的货物数量足以将我们剩余的贸易所得资金用掉。但经长时间的等待只得到300担糖、2000里尔丝绸”。

1633年2月10日,普特曼斯“因为担心几名与他们约定运货至大员的中国商人不能践约……携带现款4万里尔再次返回中国海岸。但到达之后,发现那里的贸易禁令比以前更严更紧,中国大官及其下属不但不准他进行贸易,甚至没有提供木材、石头和给养。除夜里趁天黑,商人中没人敢亲自登上我船”。

普特曼斯不晓得郑芝龙面临了邹维琏及其他人的压力,他只觉得郑芝龙的一切承诺都“烟消云散”了。随着他的挫折感逐渐累积,他开始对所有中国人心生厌恶。他写道:“想来实在可叹,与中国通商原是这么一件好事,偏偏中国人却是个虚狡、奸诈、不可信赖、卑怯懦弱,又满口谎言的民族。”

普特曼斯毫无收获,又因为季风期开始,被迫率“地古士”号(der Goes)、“卡德歪克”号(Catwijck)前往巴达维亚。他的任期已满,但巴达维亚总督布劳沃尔(Hendrick Brouwer)与评议会认为“他是一位勤勉的职员,在公司的工作令人满意”,希望他留任。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郑芝龙对他的评价颇高,先前曾亲自写信给巴达维亚:“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一旦更换新长官上任,常常会由于不熟悉情况而出现失误,一些有益的事务因此而被耽搁。”

但郑芝龙却不了解普特曼斯此刻已拟出了一份打败自己的计划:

“中国颁布法令,允许福建省的人下海活动,条件是必须持有海道发放的通往各地的许可证,但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福建。同样,广东省允许外国人入境,但不准当地居民下海。这是中国的一贯说法,我们不可不信。然而,中国将着眼于国家利益修正这些条例,这是不容置疑的。西班牙人在获得从漳州到马尼拉的自由贸易权之前,曾在中国陆地和沿海大举侵犯数年之久,中国人惊慌失措,被迫准许他们在海上自由通行。葡萄牙人在获准落脚澳门之前,也是先采用武力行动,在中国沿海张扬他们的名声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正是借鉴这些方法,才决定在中国沿海先以炮火开路,而后又经占领澎湖才首次使我们的名字在中国被人所知。从中国的海盗身上,即可得知如何向中国皇帝施压。看看郑芝龙、李魁奇与钟斌等人,每一个海盗只要掌握了权势,立刻就会有另一人将他推翻并取而代之,其势力之大迫使中国官员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以求控制他们,包括对他们授予海军将领的职位。我们在中国海岸期间所表现的对中国的礼貌、仁慈和义务,无论是击溃势力强大的海盗李魁奇,还是其他的事情,都没能促使我们获取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我们与中国人之间永远不会保持和平。如果我们想享受优惠和自由,对中国人要用暴力和武力制服,这对于减轻公司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增加与日本的贸易,是极为必要的。”

普特曼斯于1633年4月23日到达巴达维亚,29日成为东印度公司评议会委员,任期三年,月薪300荷盾,并继续担任大员长官之职。他在述职时指出:“一官及其他中国官员宣布禁令,不但不准许在漳州贸易,且禁止一般官民对我方供应商品及做贸易,犯之者重加处罚。因此,余等在该港无法采购食品或木材,由于周密的戒哨,个人夜间亦不得前来我船。”他建议:“此项严重禁令,势将继续执行,中国人将遵守旧法不与任何外国人在沿岸贸易,是故,自由贸易非以武力开始不可。如果对中国人展开激战,对来自马尼拉等地的戎克船,亦应不予分别地加以袭击,盖以炮火及刀兵迫临沿岸,当能获得良好条件的自由贸易。”

4月30日,巴达维亚总督与东印度参事会通过了普特曼斯的提议,决定:“对中国发起一场严酷的战争,因而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获得所希望的在中国的自由贸易,同时保证公司在东印度的其他事务不受阻碍。毫无疑问,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将达到目的。”显然,他们已经忘记了荷兰人被迫毁城离开澎湖的教训,企图再次施加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开放贸易。

5月14日,巴达维亚派出快艇“布卡斯特尔”号(Boucaspel)前往大员,通知代理长官高级商务员库科巴科尔(Nicolaes Couckebacker)这一计划,提醒他加强警戒,并命令他将大员所有的戎克船和中国人派出,用以支援即将赶到的舰队。这次,东印度公司集结了一支比10年前雷约兹舰队更强的舰队,调动了15艘战船,约1300人的兵力,这还不包括大员的船只与兵力。6月2日,普特曼斯出发前,巴达维亚总督与东印度参事会训令他:“使用武力以开始中国贸易,袭击海盗刘香,猛烈进攻中国沿岸。”

包括普特曼斯在内的东印度公司上层显然对这场战争信心十足,这从他们庞大的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出来:

第一步,“迎战刘香,在他躲藏的地方予以突然袭击,并用夺得的人和船加强他(普特曼斯)的船队和人力”。

第二步,“截击由菲律宾返回漳州的帆船……然后进军漳州湾,攻占鼓浪屿及其堡垒……摧毁漳州湾内所有帆船和其他运输工具,其中有完好值得保留的可收管留用。此后,派快艇和帆船占领从南澳到安海的整个中国沿海,对从暹罗、柬埔寨、北大年和交趾及其他地方来的船只,不加区别一概拦截”。

第三步,“率领其全部力量从中国南部转移,驶入福州湾,一路上可烧杀抢掠,毁掉视野内的一切。尽可能保全中国人的性命,最后带他们到驻福州的巡抚那里,控诉我们的损失……提出的条件是不与巡抚、海道和其他下属官员沟通(我们不能轻信他们的许诺),而是直接与中国皇帝交涉。该条件未免有些过分,但只要他们能准许我们自由、优惠和无障碍地贸易,我们便心满意足”。

荷兰人还对达成主要目的之后的行动,进行了三点补充:

其一,“前往广州湾,这样从南到北,烧杀掳掠,直到广东的地方官郑重地准许我们自由无障碍地贸易,并只限于我们”,而且要“对澳门发起毁灭性的攻击……可摧毁所有的堡垒,按我们的指令只占据其中最优良的工事”。

其二,“对麻豆和小琉球岛居民的凶杀行为严加惩罚,斩草除根,以警他人”。

其三,“考虑攻占福尔摩莎岛北部的西(班牙)人基地——鸡笼和淡水”。

7月5日,普特曼斯的舰队于中午到达南澳,与大员派来的快艇“门鸡”号(Kemphaen)及3艘戎克船会合。他们想去寻找刘香的踪迹,但得知郑芝龙在广东与刘香恶战一场,“掳获十一艘戎克船,刘香逃去北边,一官已回去厦门”。实际上,在普特曼斯去巴达维亚述职的时候,郑芝龙一直在与又流窜到广东沿海的刘香战斗。

崇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633年4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会战于广河赤岗头,“斩获贼魁崇武七、许龙、陈瑞善等,并伙党五百余名,首级六百余颗,焚夺乌尾船一十五只,铳毙溺水者又不胜屈”。之后郑芝龙乘胜追击。在追击时,郑芝虎在竹蒿屿不幸遇到台风翻船,与300余名士兵一同葬身大海。郑芝龙虽遭丧弟之痛,但仍“复督陈鹏等奋力穷追,再战于雷州白鸽,夺焚多船,擒斩一百三十九名颗”。此后,郑芝龙返回福建。

7月7日,普特曼斯召开评议会。“议会与长官阁下都同样认为,中国人由于恐惧,(跟以前一样)会再用漂亮的言谈来误导拖延我们,使我们耗费很多费用。因此,我们要遵照总督阁下与东印度议会的指令,用最猛烈又尽量少流血的方法,向中国开战,去攻击、夺取他们的船只。” 普特曼斯下令快艇“布列丹”号(Bredam)、“威棱坚”号(Wieringen)与“瓦尔蒙德”号(Warmondt)及一艘戎克船留在南澳,将附近船只统统烧毁,抢走货物。完成此项目标之后,为了加强对中国沿岸的封锁,“布列丹”号及一艘戎克船前往达濠半岛的马耳角(荷兰人称为“好望角”),“威棱坚”号及一艘戎克船前往钟湾(诏安湾),“瓦尔蒙德”号前往东山,劫掠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而大船“密德堡”号(Middelburch),快艇“德西”号、“韦斯普”号(Weesp)、“库克科”号(Couckercke)、“卡德歪克”号、“海堡”号(Zeeburch)、“萨利姆”号(Salm)、“门鸡”号和戎克船“打狗”号(Tavcoya)前往漳州湾和厦门攻击烧毁船只。荷兰人最后强调:“鉴于在夺取战利品时,经常出现混乱无序的现象,因此要发出公告,贴在每艘快艇上,禁止任何人越轨伤害中国人,更不许杀死中国人,每一个人都要继续拿着武器,静静地留在船里。”

7月11日,南澳舰队司令官布朗(Claes Bruijn)在南澳岛以南,与一支由26条大小不一的战用帆船组成的中国船队遭遇,但该船队所处海域水浅,“致使我船队无法靠近,只能以我们的大炮为掩护,派出3艘导航船和2条小船,每艘导航船配备士兵18名,每条小船4名,前去攻打,将所有的南澳人烧成灰烬”。分守漳南道右参政施邦曜对此报告:“六月初一日(7月6日)以后,夷船大小二十余只,陆续抛泊外屿。官兵见势大难敌,固守陆岸而不敢挑衅。至初六日(7月11日),夷难突发,贼船夹攻南澳,官兵拒敌血战而死者一十七人,把总范汝樛中弹重伤。彼此各发铳打,先烧谢奇一船,又延烧四船,而我亦焚夷哨三船。”当然,被南澳水师焚毁的“夷哨三船”,只是小船和导航船。

同日下午,普特曼斯率领的主力舰队驶入漳州湾。次日黎明,普特曼斯以“德西”号为旗舰,“韦斯普”号为副司令旗舰,率“库克科”号、“卡德歪克”号、“门鸡”号驶入厦门港道,“海堡”号、“萨利姆”号、“打狗”号则于厦门北侧策应围堵,防止中国船逃跑。

普特曼斯先派副司令前去侦察“在厦门市前方有多少船只,如何停法,以便能更顺利地进去攻击”。侦察过后,荷兰人“更有信心,今天就开始攻击”。 “(普特曼斯)勉励各艘快艇的船长们,要作为公司勇敢而忠实的仆人,管好自己的部下,使得一切都能顺利进行……遂于祷告并好好勉励水手与士兵之后,下令起碇,挂着太子旗驶入港道,一直进入到一官的舰队中间才抛锚停泊。在发射第一发炮弹的同时,降下太子旗,升起发动攻击信号的红旗,其他4艘快艇也跟着更换了旗帜,一起猛烈炮轰上述那些戎克船。最后,那些戎克船都没有抵抗了,陆地更没有抵抗了,所有中国人都逃命去了。”

为了节省火药,普特曼斯下令停止射击,并派遣船员登上小艇,以人工方式烧毁、击沉中国舰队。《东林列传·邹维琏》对此记载:“红夷复采大艘突入中左,焚我战舰,军官数名死伤。”此次战斗,郑芝龙等人可说损失惨重,荷兰人称:“一共击毁他们25—30艘大的战船……20—25艘其他小的战船……所有的戎克船,除了3艘大的及几艘小的以外,都予毁坏了。”福州兵备道右布政使张天麟则报告:“是日,芝龙部下焚船十只,张永产部下焚船五只。”中文史料没有提到荷兰人的状况,《热兰遮城日志》则记载:“我方除了丧失一个人以外,其他都毫无损失,那个人是在一艘戎克船爆炸时被一起炸死的。”

当时,郑芝龙的舰队是按照欧式设计建造的巨大船只,“配备完善,架有16门、20门,甚至36门大炮”,这些“中国战船上装配的重炮比我们(荷兰)的一些快舰还要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只能架设6—8具小型火炮。普特曼斯对此深感惊艳,他写道:“有人曾提,在这个国家,以前从未有人像一官这样按我们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他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间的大炮。”《东印度事务报告》也记载:“据中国人自己称,中国从未整训过规模如此强大的舰队。”

 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记,被俘虏的荷兰人约计百人。可见,荷兰这次海战是失败了的,可说是损失惨重。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板)巨舰五只,夺夷夹版(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中方的纪录应包括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在内。郑芝龙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西式大炮对敌轰击,用火船贴身近战,打的确实漂亮。不过荷兰人的战舰仅九艘,大多是轻型的快速帆船—快艇,载炮只10门以下。郑芝龙的舰队主力仍是“戎克船”—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帆船的统称----并以10倍的数量优势压倒了荷兰-中国海盗联合舰队。

  “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料罗湾大捷使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是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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